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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条与主张或确定事实的陈述语句不同。
(10)因此，本校现译伯耳这斯氏之著不久即可出版中的本校指的应该是东京专门学校即后来的早稻田大学。(28)黄公觉1925年翻译《民族主义》一书，该书译者序提到译者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31)钱端升：书评：王世杰氏的比较宪法，载《现代评论》1927年第7卷第157期。此处巴路捷斯的另一个译法为伯盖司。简单地说，语词是概念的物质外壳，概念是事物或者过程在人脑中的映像，(11)而映像在人脑中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反复使用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反复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赋予概念各种内涵。但概念的迻译还不等于移植的完成，成功的概念移植有待于移植对象真正融入移植国家自身相应的观念或制度之中。(14)刘嘉猷1907年《中外宪法比较》，尚未看到原书，但张群2008年《中国近代的住宅不可侵犯权》一文的注释显示刘嘉猷著《中外宪法比较》，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三十三年初版。
此外，可能更早使用比较宪法一词的日文著作，有1888年辰巳小二郎翻译并由哲学书院出版的《万国宪法比较论》和1886年草间时福翻译并由日野商店出版的《英米宪法比较论》。比较宪法语词不仅在类的意义上出现，而且和比较行政法、宪法史并列使用。对于显失公平的构成则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并为法官裁断显失公平留下自由裁量的空间。
就我国现行法而言，如果以双重要件说作为显失公平的基础，其与暴利行为的规范功能就相同，而乘人之危的规范功能完全可以分别被显失公平与胁迫所替代。因此，即使当事人之间的给付非常悬殊，只要其是源自当事人的自主意思，法律并无干预的必要。[2]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展开质疑与批判。我国《民法通则》虽开创了显失公平与乘人之危分立的立法例，但两者各自的适用范围不仅未溱明确，反而出现相互重叠的现象，并未达到立法者预设的目标。
[53]因此，自罗马法以降，表意人非自由的状态即意思表示瑕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如心中保留、虚伪表示、错误。后者属于客观上或者结果的有失公平，无论使用格式条款的一方事实上是否利用此种优势地位，只要缔约当事人双方的对待给付有失均衡，皆违背公平原则。
[15] 在英美法系，依据古典英国合同法理论，当事人仅受其自由、自愿订立合同的约束，只要存在公平的程序就必须尊重由此产生的结果。[11]Brox/WalkertAllgemeinerTeildesBGB，34.Aufl.，2010，Rn.345f. [12]参见《瑞士债务法》第21条、《葡萄牙民法典》第282条、《巴西民法典》第157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79条、《韩国民法典》第104条规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条、《澳门民法典》第275条等。（2）从《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体系看，乘人之危与欺诈、胁迫相并列，同属于意思表示不自由的民事行为，其规范依据不是一方乘危侵害他人的不义，而是受损害方的意思表示不真实。[32]（2）从体系上观察，显失公平是从结果着眼的，没有考虑形成显失公平的原因，包括酿成显失公平在内的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如恶意串通、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
第147条（显失公平）规定：显失公平的法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相反，我国立法者预设的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制度，割裂了等价公平与自由的关系。[14]因此，以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在显失公平制度中增添主观判断标准，能够有效地兼顾法律上实质的自由与公平。[26]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为了处理有关消费者交易和投资交易的纷争，判例和学说中也出现了更积极灵活地运用暴利行为准则的动向。
[81]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页。[21]由此可见，英国法上的不当影响有别于显失公平与暴利行为，而美国法上的显失公平与德国法上的暴利行为比较类似，都注重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要素。
[13]施启扬：《民法总则》，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9]参见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大多数关于显失公平的案件涉及程序性和实体性显失公平的结合，并且得到普遍赞同的是，如果其中之一很严重，那么另一个的要求程度可以轻一些。[81]当事人之间给付的显著失衡只是合同自由被破坏的结果，因而将显失公平行为作为意思表示瑕疵类型实属正当。[53]参见[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68]同注51引书，第576页。（3）《民法通则意见》第72条的规定应视为对显失公平类型的列举而非定义。[36]但是，在黄仲华诉刘三明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中，法院却认为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
鉴于乘人之危的构成须以行为结果显失公平为要件，其与显失公平同为导致法律行为相对无效的事由，应将其重新回归暴利行为的发生范围是合理的选择。因此，将显失公平作为意识表示瑕疵的类型更为妥当，这也符合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多年来的立法体例。
[23]据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基本上是在逐渐淡化暴利行为的主观要件。【注释】：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双重要件说则认为，显失公平行为的构成包括主客观要件两个方面：一是客观要件，即客观上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但是，《民法通则意见》第70条并未完全依从《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在认定乘人之危时，它不仅要求，一方须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而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向乘人之危一方提出两项要求：一是须为牟取不正当理由，二是须严重损害对方利益。
[27]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I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220页。等价公平原则要求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同等价值，而现代社会人们较普遍地信守主观价值标准，意指只要每一方合同当事人根据其自己的判断，认为另一方提供的给付与自己所提供的给付具有相等的价值，即可认定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具有等价关系。具体表现为，暴利行为的主观要素的充足程度越高，就越不能认为当事人自由地作出了决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即使达不到显著过当的程度，只要内容是获取能算得上不当这个程度的利益，就可以否定该法律行为的效力。相应地，若当事人之间的给付显著不当，则可以推定主观要素的存在。
[58]这是随着古典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以及格式合同的大量出现，而由法院通过判决所创设，并形成了固定的判例规则。[52]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从《民法通则》规定的程序性要件转变为《民法通则意见》规定的程序与结果相结合的规范。
[65]主观价值的实质乃是诉诸交易者的自主判断，只要其基于自主意思认为交易对方所提供的对待给付与其自己所为的给付等值，交易即可达成。但是，若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是因为一方当事人故意利用其优势或者另一方当事人的草率、无经验等而导致，则兼具等价公平与自主决定自由的主观价值标准即遭受破坏。
[22]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页。由于牟取不正当理由而严重损害对方是一种更强有力地干预私人自治的政策理由，因此，该司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民法通则》关于乘人之危的规范架构。
第二种类型的乘人之危，重在强调行为人主观上恶意，客观方面不再强调双方当事人间的权益关系显失公平，只要有所失衡即可。[59]同注16引书，第284页。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以乘人之危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院的相关判决极为罕见，审判实践几无案例可循。Cresswellv.Potter'1WLR225?1978）。
乘人之危所具有的射程范围，仅限于行为人乘对方危难之际，致对方损害但又并未使自己获得显著利益，而且行为人主观恶意并不充分的情形，这可以归人胁迫的范畴。另一方面，从合同签订的当事人身份、磋商过程以及合同签订的形式及条款简单、价款不明确等内容考察，也可认定本案原告签订该买卖合同确过于草率。
单一要件说认为，只要合同的履行利益严重失衡，即可认定为显失公平的合同。[66]因此，暴利行为的主客观要件，兼顾民法中自由和等价公平两大价值目标，可谓顺应现代立法和当代社会哲学中的公正与自由并重的思潮。
倘若符合客观要件即可以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而不考虑主观原因如何，则大量已经成立、正在履行甚至履行完毕的合同将会被推翻，这就为当事人的投机性行为制造了便利，容易诱使当事人借口显失公平而终止履行合同。为保障弱势群体基本生存权利，法院运用显失公平制度对受害人的权益予以救济。